1999年，电影《我的1919》在中国上映，该片的主题是著名的“巴黎和会”。
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，中国外交官顾维钧面对列强的刁难，为中国争取主权和领土完整，驳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，成为一段佳话。
《我的1919》上映后的20年，该片一直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电影，是当时的中学生必看的电影之一。而顾维钧这个民国时期的外交才俊，也成为广大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。
在海峡另一边，台湾省居民也看过《我的1919》，但当地人谈论比较多的不是顾维钧的事业，而是他的私生活。
1999年，电影《我的1919》在中国上映，该片的主题是著名的“巴黎和会”。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，中国外交官顾维钧面对列强的刁难，为中国争取主权和领土完整，驳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，成为一段佳话。
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，中国外交官顾维钧面对列强的刁难，为中国争取主权和领土完整，驳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，成为一段佳话。
《我的1919》上映后的20年，该片一直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电影，是当时的中学生必看的电影之一。而顾维钧这个民国时期的外交才俊，也成为广大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。
在海峡另一边，台湾省居民也看过《我的1919》，但当地人谈论比较多的不是顾维钧的事业，而是他的私生活。
顾维钧一辈子结了四次婚，离过婚，丧过偶，娶过名媛，爱过下属的老婆。这位外交官最后和下属的老婆严幼韵结婚，两人相伴晚年。
但是在他的几任老婆里，最受争议的还是第三任黄蕙兰。
黄蕙兰是南洋人，而且还是爪哇首富的女儿，在民国时期算是第一名媛。她嫁给外交官顾维钧的确是郎才女貌，但是两人的婚姻却不幸福，后来婚姻有名无实。
张学良晚年回忆，顾黄二人婚姻有名无实，黄蕙兰性格泼辣，曾当着众人的面往顾维钧脸上泼水，让他非常尴尬。
黄蕙兰和顾维钧虽然不和，居然也相伴一生，结婚40年后才离婚。顾维钧晚年再娶严幼韵，而黄蕙兰则孤独终老。
那么，名媛黄蕙兰的家族到底有多风光？她和顾维钧的关系如何？她的晚年有多凄苦？
黄蕙兰，1893年出生在荷属东印度的爪哇省，父亲是当时的东南亚首富黄仲涵。
黄仲涵是华人世界的名人，东南亚华人的杰出代表，他还有个外号，叫东南亚“糖王”。
至于黄家的崛起，其实始于黄蕙兰的爷爷黄志信。黄志信是福建人，曾参与清末小刀会起义，起义失败后辗转来到爪哇岛，在当地的“三宝垄市”做小买卖。
黄志信三兄弟从小贩起家，花了几十年时间开起自己的商行，专门把爪哇的蔗糖、烟叶等东西卖往中国、日本，再把北方的物产卖到爪哇和澳洲。
在挣到钱后，黄志信兄弟还搞起了走私和卖鸦片的买卖，晚年时期积累了大量财富。后来，黄志信开办了“建源公司”，并由儿子黄仲涵接手了企业，专心搞蔗糖和烟草生意。
在黄仲涵的英明领导下，建源公司成为东南亚的制糖巨头，黄仲涵成为东南亚乃至全球的华人首富。
黄仲涵一生娶了18个过了门的妻妾，还有情妇无数，但是他最爱的是自己的大老婆，山东籍的美女魏明娘。
魏明娘给黄仲涵生下了两个女儿——黄琮兰和黄蕙兰，黄仲涵对这两个女儿无比疼爱。黄蕙兰从小就锦衣玉食，在她自己的回忆录里，她和姐姐、母亲小时候过着欧洲贵族的生活。
当时爪哇岛是荷兰的殖民地，当地的富人们多以西式生活为荣。黄蕙兰一家说英文、吃西餐，她从小就有五六个仆人陪伴，在家里请私人老师上课，学习荷兰语和英语、法语。
黄蕙兰不到10岁，就能流利地说多国语言，父亲还请了欧洲的礼仪教师给女儿教西方文化，他把女儿定位为成未来的总理、外长、甚至总统夫人，能给自己的事业添砖加瓦。
但没想到的是，黄蕙兰姐妹还没成年，父母的爱情就出现裂痕——为了给黄家生儿子，黄仲涵开始频繁纳妾，人数越来越多。
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，纳妾本不是什么大事，有钱人不纳妾才是新闻。但黄仲涵纳起妾来太过夸张，连着娶了七八个还不够，最后娶了18个，而且外面还有排着队的情妇。
魏明娘受不了这种生活，带着女儿远走欧洲，在英国首都伦敦生活。
根据现在的材料曝光，黄蕙兰在16岁时曾跟一位英国驻印尼外交官结婚，并有近10年的婚姻生活，生了一个儿子。但是这段经历不太幸福，后来黄蕙兰一直隐瞒，连回忆录里都不提。
黄蕙兰在欧洲生活了几年后，姐姐黄琮兰嫁给了南洋富商之子简崇涵，此人跟顾维钧是同学。
简崇涵是个医生，地位不高，黄琮兰一直对丈夫的成就不满。她得知丈夫和民国外交官顾维钧是同学后，就想促成妹妹和顾维钧的婚事，以此来提携边水往事自己丈夫。
1918年，顾维钧的第二任妻子唐宝玥在美国因为流感去世，留下了两个孩子。顾维钧当时心里备受打击，正好当时还遇到了巴黎和会。
1919年，他孤身前往巴黎为国争权，化悲愤为力量，靠着精彩的演讲，顿时成为世界名人。
1919年到1921年，顾维钧频繁往返欧洲和中国，在欧洲工作之余，他就到处拜会朋友。
1920年，他在巴黎的好友简崇涵家里做客，偶然发现一架钢琴上有一张女人的半身照。照片上的女人美艳动人，让顾维钧非常着迷。
其实这照片就是黄琮兰故意放在这里的，主角是黄蕙兰。当时自己的妹妹黄蕙兰刚刚和英国丈夫正式离婚，恢复单身，黄琮兰就想把妹妹介绍给顾维钧。
当她看到顾维钧对妹妹感兴趣后，就赶紧和母亲魏明娘一起张罗给两人安排见面。
黄蕙兰听说要跟一个外交官相亲，本来心里还挺开心，但第一次见到顾维钧，这个传统的中国男人就让他不满意。
两人第一次见面，是黄家母女三人和女婿简崇涵一起约顾维钧吃饭，顾维钧当天穿着正装，但黄蕙兰却嫌弃顾维钧年纪大，而且比较土气。
黄蕙兰的确有嫌弃的资本，她一直在时尚方面狠下功夫，喜欢穿各种引领潮流的衣服。
黄蕙兰一开始没看上顾维钧，但顾维钧却对黄蕙兰很喜欢，更重要的是，黄家是东南亚首富，这是人尽皆知的，和黄蕙兰在一起，顾维钧的仕途能得到很多金钱上的帮助。
第二次来访，顾维钧穿着外交制服，坐着使馆的专车，带着随从，这个阵仗比前一次气派不少。
黄蕙兰当时还有点嘀咕，但是母亲和姐姐都坚持让她嫁给顾维钧。顾维钧也多次约她吃饭，这个儒雅的外交官跟黄蕙兰惯常接触的欧洲人大不相同，终于渐渐让黄蕙兰产生好感。
1920年下半年，顾维钧和黄蕙兰在布鲁塞尔结婚，黄家举办了盛大的婚礼，欧洲的华人、以及工商界和外交界的代表悉数到场，报纸争相报道黄家召到了金龟婿。
在一起之后，顾维钧和黄蕙兰也甜蜜了几年，并生了两个儿子。后来几年，在黄家的巨大财力支持下，顾维钧在政坛平步青云。
1926年，在吴佩孚、张作霖等北洋当权者的支持下，顾维钧在10月代理国务总理兼任外交总长，成为时任中国最高的国家元首。
但随着时间一长，两人三观发生碰撞，互相就感觉到不适应了。
顾维钧是个传统的中国男人，不喜欢内人太高调。
豪门千金黄蕙兰却性格张扬，她总要佩戴最好、最贵的首饰，穿着昂贵的定制时装，并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，喜欢随时表达自己的意见。
顾维钧唯一喜欢的，是黄蕙兰的自信和大气，她懂多门外语，在社交场合是全场的焦点，顾维钧带她出去，在公开场合对自己帮助很多。
除了这个方面，顾维钧对这个妻子处处不满意。
而婚后的黄蕙兰和顾维钧生了两个儿子，黄蕙兰还是顾维钧两个儿女的后妈，按理黄蕙兰应该担负起母亲的责任，但是这个大小姐并没有这个能力。
顾家的一切大小事务都是仆人干的，黄蕙兰嫁为人妻，依然是个大小姐，不仅十指不沾阳春水，而且保持着奢侈的生活风格。
顾维钧在英国当大使时，她曾因为大使馆装修太差而生气，居然要花几万美金装修使馆，此举让顾维钧非常生气。
当时中国正在战争里，国家非常疲敝，一个大使花巨款装修使馆，外界会怎么谈论？但是黄蕙兰不管，她对外界的事务没有概念，只是单纯无法接受自己生存的环境如此糟糕。
巨大的生活观念差异，让黄蕙兰和顾维钧的感情越来越淡薄，到后来，两人的婚姻基本有名无实。
根据张学良回忆，顾维钧和黄蕙兰后来是形式婚姻，两人各玩各的。
张学良曾回忆过一次跟顾维钧在打牌，黄蕙兰居然闯进来让顾维钧回去，顾维钧不动弹，黄蕙兰破口大骂。
她先骂顾维钧，后来骂杨光泩的妻子严幼韵，骂得很难听，说两人是奸夫淫妇。
张学良多次制止都制止不住，最后黄蕙兰把一杯茶倒在顾维钧的脑袋上，然后转身离开，在场的所有人目瞪口呆。
张学良说，边水往事其实当时两人已经基本分手，各玩各的，黄蕙兰自己有好几个男朋友，但是不让顾维钧找，着实很奇怪。
黄蕙兰和顾维钧在1936年后长期分居，两人还会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，但是大多数时候不在一起住。
黄蕙兰还是黄家的大小姐，每个月，她的家里都给她打来几万美金的生活费。
无论在欧洲还是中国、美国，黄蕙兰都享受着最好的物质，吃的是名厨的菜，穿的是欧洲私人订制的服饰。
黄蕙兰在上海的名媛圈里是服饰标杆，她穿什么，那些本地的名媛就跟着穿什么，然后上海滩上就流行这种风格。
甚至有传闻说，当年连中国的“第一夫人”宋美龄，都要去黄蕙兰的衣柜看看，看她穿着什么料子，什么款式，然后让自己的裁缝去做。
二战爆发后，黄蕙兰去了美国，依然过着自己阔小姐的日子。直到1941年日本南下侵略东南亚，她的贵族生活才告一段落。
由于黄家的产业都在印度尼西亚，日本人来了之后，华人的资产被全部没收，黄家几乎破产。
黄蕙兰在1942年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收到生活费，打电报去南洋才知道，哥哥也在战争里四散奔逃，生活堪忧。
最终，黄蕙兰靠着自己的存款和顾维钧的收入生活，一直熬到了战后。
1956年，顾维钧离开了蒋氏政府，他为国奉献一生，晚年想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于是和黄蕙兰分居，三年后两人正式离婚，结束了这段将近40年的婚姻。
黄顾两人此时已经冷战20多年，黄蕙兰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表示同意。
顾维钧和黄蕙兰离婚后立刻再婚，对象就是当年一起打牌的严幼韵。严幼韵的丈夫杨光泩在二战里牺牲，她带着孩子守寡十几年，她和顾维钧早有感情，晚年才决心在一起。
顾维钧的晚年非常幸福，他有严幼韵照顾，平时打牌，旅游，而严幼韵是个传统的中国妻子，正是黄蕙兰说顾维钧最喜爱的那种。
顾维钧在黄蕙兰的照顾下活到了98岁，晚年还写了回忆录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史料。
至于黄蕙兰，她的晚年生活则非常艰辛。
黄蕙兰家族的“建源公司”在二战里遭受重创，最终几乎破产，但他的父亲留下了40多个孩子，上百个孙子，个个都需要吃饭。
在这种条件下，她的生活费早早就断了。黄蕙兰本身有几十万美金的积蓄，存款利息是她的唯一收入。
为了生存，黄蕙兰曾变卖了自己的一些首饰，这些首饰价格昂贵，卖价很高，但是黄蕙兰自己的生活开支也很大，卖首饰也不是长久之计。
最后黄蕙兰选择自力更生，她低头面对生活，从别墅搬进了公寓，送走了佣人。她开始读书学习，成为一个女性演讲家。
晚年的她在美国到处为华人演讲，宣传平权和女性权益。据说黄蕙兰当时的演讲一次要价上千美金，这在20世纪中期也算是天价了。
黄蕙兰晚年一直是一个人，她家里养了一条小狗陪伴她，只有儿子有时候会上门来看她。她后半生虽然都在美国，但是和顾维钧再无交集，两人只见过一次。
1985年顾维钧去世，黄蕙兰很伤心，她此时也已90多岁，回忆年轻时的种种过往，她很感激顾维钧陪伴过她的日子。
黄蕙兰曾评价顾维钧：“他是一个好人，是中国需要的人，但可惜并不是我需要的好丈夫。”
此后，黄蕙兰专心写自己的回忆录，名字就叫《没有不散的宴席》。
作为南洋首富的女儿，中国民国时期最出名的名媛之一，黄蕙兰的晚年可谓凄凉无比，一句“没有不散的宴席”，道出了浮华散去后的落寞。
1993年，黄蕙兰以100岁高龄在美国去世，她身后没多少财产，只留下了一些首饰，以及满屋子的照片。
黄蕙兰的死没有惊动太多人，因为大多数民国时期的老人当时都不在了，她留下的大多数照片都是和顾维钧的合照。可能在生命的最后，她还是怀念那个陪伴她半生的男人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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